作者：黄捷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刘东华，一位活跃在新西兰的普通华商。这名靠做混凝土生意和房地产起家的中国商人，于2004年取得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2010年正式入籍，并在新西兰经营着诸多产业。 

    然而最近这一年来，刘东华的日子却没有那么好过。今年年初，刘被指于去年年底在纽马克特的山林路酒店对其配偶Juan Zhang及配偶母亲Lunju Wang实施了家庭暴力。在今年四月份的一次庭审中，他承认了自己存在家庭暴力行为，尽管极力进行庭外协调，但还是在八月份于奥克兰地方法院被正式定罪，随即，他不断尝试撤回他对家暴指控的认罪，此案也于近日再次开庭审理。祸不单行，同样在今年八月，刘东华被指对位于奥克兰的Romeura和Epsom的两栋总价超过600万纽币的豪宅进行违章装修，违反了新西兰的《资源管理法案》和《建筑法案》，而面临总计17825纽币的罚款。

司法案件悬而未决，刘东华还在近来发生的多起政治丑闻事件中成为焦点人物。

今年5月，新西兰建筑与工程部长莫里斯・威廉姆森被迫辞职，他因涉嫌介入刘东华家暴案，妨碍警方独立办案而遭到检方指控，尽管他极力辩称在刘案发生后电联警方高层只是为了提醒对方刘东华之于新西兰房地产投资与建设的重要性，但鲜明的意图显然让他与此案难脱干系。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刘申请新西兰公民身份时曾因英语水平未达标而遭主管部门建议否决，正是威廉姆森与时任奥克兰市长的约翰・班克斯为其出面背书，最终内政部长内森・盖伊力排众议而授予了他公民资格。

此外，在刘东华价值7000万纽币的山林路酒店项目剪彩仪式上，人们还见到了威廉姆森以及现任总理约翰・基的身影；2012年，刘通过其设在奥克兰的房地产公司向国家党捐款22000纽币；次年，刘在科罗曼德半岛的帕努瓦伊海滩购置了一套海滨别墅，而吊诡的是，威廉姆森的房产就在其附近。由此，国家党因与刘东华的过密交往而招致诸多舆论批评。

无独有偶，今年7月，时任工党领袖的大卫・坎利夫被指证于2003年写信给移民事务部以帮助刘取得新西兰居留权，并有媒体曝光了坎利夫书信的影印件，而前者在第一时间就予以否认，称该信件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尽管坎利夫百般辩解，还是不可避免地身陷囹圄，虽然彼时的坎利夫并不担任政府部长职务，但也难以证明自己未与刘有过来往，且刘东华在新居留权的取得，正是经由时任移民事务部长的达米安・奥康纳的运作，而后者同样来自工党，因此，工党以及坎利夫本人均遭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此外，还有人怀疑在2007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刘东华通过购入一本有前总理海伦・克拉克签名图书的方式，变相向工党捐资15000纽币，而根据新西兰现有法律，各政党必须公开每年捐款超过1.5万纽币的捐赠者身份，如传闻属实，则表明刘东华又打了一次法律的擦边球。

近期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国家党和工党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影响了华人族群在当地社会的形象。本应是新西兰经济发展助力者的刘东华，却因法治知识的阙如而成了民主社会的搅局者，令人扼腕。而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则是部分华人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诸多文化上的水土不服问题，即跨文化间的Culture Shock现象。

华人移居海外，却依然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建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在乡里乡亲熟人社会这种很小的自然共同体当中，由人际互动形成的乡民文化；然而，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关系是发生在庞大的和异质性的陌生群体中，与此相适应是一种市民文化。当乡民文化遇到市民文化时，乡民文化的天然不足之处也就显现出来。这种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传统乡民文化表现为一种个人关系的深度联系和情感性，因此华人经济精英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更习惯于将现代社会中合法、公开的和正常的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关系，化约为政治家与企业家的私人互动关系。以上文提到的刘东华政治捐款事件为例，政治捐款作为民主社会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在新西兰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与说明。在民主制度下，个人或团体的政治捐款，首要要求即必须公开、透明，并理应先通过影响当地政治力量的消长，再间接地影响政府政策的走向。一旦政治捐款不透明甚至直接送给官员个人，就变成了以金钱直接购买特权，用金钱贿赂权力。虽然这种走后门、抄捷径的方式，也许可以立竿见影地获取利益，但终究会触碰法律的底线，反而会使个人与企业的形象受损。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关键之处在于能否在社会既有法律和制度框架内与政府打交道，而不是越过制度而变成个人与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在法治健全的社会里，想通过与官员的私人关系获得商业利益，既不可靠，也充满着巨大风险。

其次，传统乡民文化表现为一种单打独斗的原子化个人主义，缺少市民社会必要的公民精神。从本质上来说，公民精神即为了某种共同利益而团结和结社，并在社会上积极发声的一种合作精神。近年来，新西兰华人，特别是新一代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有了明显提升，然而，相对地说，政治参与度不高仍然是其他族群对华人的一个刻板印象。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政治选举，选举不仅是建立政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还是多元社会中各利益群体竞争、博弈、争取权益的重要机制。随着新西兰华人数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华人越发地成为各主要党派，尤其是国家党和工党所极力争取的对象。华人作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群体自然有着本族群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如若当地华人商业精英仅仅靠个人结交政府官员来谋求自己利益的实现，不仅力量有限，而且违法风险很高。相反地，华人商业精英应当努力团结、组织和领导当地华人社群，增强内部凝聚力，积极参与选举，主动向各政党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以手中的选票换取对本族群有利的政策，发出有利华人族群的声音而不是个人的声音。

总之，当东方重私人间情义和默契的处世智慧，遇到公事公办和契约（明契）的法治文化时，作为当地经济精英的华人应当及时地实现从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民文化向以现代城市文明为基础的市民文化，从人情文化向制度文化，从私人默契文化向公开契约文化的转变，从而最终学会在现有的民主和法治游戏规则内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风口浪尖上的刘东华而言，当务之急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手段平息司法纠纷，并尽快澄清与自己相关的政治丑闻。而对于当地华人社群，尤其是华商而言，明确民主社会政治运作逻辑、积极合法地参与地方政治、合理有效地处理好政商关系，则是应当做好的首要功课。